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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认为，现代国际关系学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实际上在此之前，美国政治学者芮恩施已经在其导师特纳“边疆理论”的启发下，开始研究19世纪末东方问题影响下的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于1900年发表成名作《世界政治》，1911年出版专著《远东的思想和政治潮流》。芮恩施1903年领导创建了美国政治学会，组建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跨国学术网络。“美国例外论”贯穿芮恩施以“国际关系”为主要对象的研究历程，其研究虽然强调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却难以遮掩其扩张主义本质。申言之，芮恩施试图用美国文明改造中国文明，把中国变成“亚洲的美国”。
2019年，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布赞（Barry Buzan）在剑桥大学联合推出新书《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概念引起国际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他们都以为，“全球国际关系学”是一门旨在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从“全球”视角重新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的学科。然而，国际关系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缘何而来？如果说将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统称为“西方”是在二战以后兴起的，那么，在此之前是否已存在某种狭隘的“区域主义”倾向，比如“欧洲中心主义”抑或“美国中心主义”？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现代国际关系学诞生于一战后的1919年。但是，阿查亚和布赞认为，国际关系学的奠基时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组成“现代全球国际社会的一整套行为体”已经就位，当代全球国际社会的重要支柱——“政府间国际组织”也已生根发芽，加上正在兴起的跨国公司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共同构成了“全球性”国际关系学的“物质基础”。从这一视角出发，他们发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者芮恩施（Paul S. Reinsch）对国际关系学的奠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系列论著及开设的相关课程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的制度化”。然而，这种“制度化”究竟体现在哪几个方面？为什么芮恩施个人的著书立说能够更好的起到“制度化”作用？芮恩施的学说与后来的国际关系学理论存在怎样的关联？遗憾的是，阿查亚和布赞对此语焉不详，未能解答这样一些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利用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会馆藏芮恩施档案及芮恩施相关论著，通过讨论芮恩施的学术传承、国家思想、世界观念和学术交往活动，力图还原一战之前芮恩施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脉络，以期复原国际关系学科的“史前史”。
芮恩施是美国内战后出生的第一代德裔美国人，成长于美国政治学的奠基时代。19世纪中叶，德意志人在威斯康星州的影响力相当大，以至于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都把移民者选民集中起来，希望依靠他们扩充势力，“企图在美国建立一个德意志人的州”。19世纪60年代初，芮恩施的父辈从德国移民美国。1869年6月10日，芮恩施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麦克拉肯县，3岁时随父母迁居到威斯康星州号称“德国移民大本营”的密尔沃基市，1913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前一直在那里成长、工作。
芮恩施在威斯康星大学接受了从本科到博士的系统学术训练，其学术思想深受进步主义精神熏陶。威斯康星大学是19世纪末美国中西部地区进步主义运动的精神堡垒。当地德国移民群体和以该校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T. Ely）为代表的留德学者，给威斯康星大学注入了德国学术文化基因。1899年，密尔沃基的美籍德国移民团体向威斯康星大学捐献3150美元，建造了德国哲学图书馆。凭借优越的藏书条件，芮恩施研读了德国著名学者叔本华、尼采、瓦格纳等人的作品。在这些作品的熏陶下，他的文化观逐渐形成，提升了观察世界的思想深度。上述德国学者的名字后来常常会出现在芮恩施的作品中。
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期间，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 Turner）和经济学家伊利是芮恩施的学业导师。他们拓宽了芮恩施的学术视野，为其日后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研究打下了根基。特纳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其导师是美国“新史学的先驱”赫伯特·亚当斯（Herbert B. Adams）。1876年，亚当斯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即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开创了该校的政治历史学专业。亚当斯的历史哲学观念深受德国学者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和伯伦知理（Johann Kaspar Bluntschli）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影响。受他们启发，亚当斯认为历史与政治是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的。他在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后提出了治学名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作为美国新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进一步弘扬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科学史学”，他的思想言行深刻影响了他的弟子。从他的研讨班里走出了后来的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和“边疆学派”创始人特纳。
特纳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期间，又把亚当斯的德国政治史、文化史研究方法和“国家有机体”学说传授给了他的得意门生芮恩施，指导芮恩施走上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研究之路。在问题意识和教育学生的方式上，芮恩施都深受特纳的影响。1889年，特纳宣布开设一门“社会史课程”，课程大纲按照“人类文明进化的逻辑”，探讨人类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文明”的发展史。这在当时的美国历史学界是“前所未有之事”。特纳采用亚当斯的历史研讨班模式，训练学生阅读原始档案材料，从“历史地理”和“文明发展”的角度理解美国历史。在特纳的研讨班上，芮恩施获得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专业的综合训练。同时，通过这一教学相长的经历，特纳形成了著名的“边疆学说”。1893年7月12日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特纳宣读了他的成名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在这篇论文中，特纳提出“殖民地之对于经济学就好比山岳之对于揭露原始成层作用的地质学”。特纳的边疆学说也影响着芮恩施研究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和远东问题。
1892年芮恩施大学毕业之际，经特纳积极推荐，威斯康星大学高薪聘请伊利，由伊利领衔组建了“经济、政治和历史学院”。按照特纳的设想，新学院的组建就为了发展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科学”，培养精通多门学科知识的高品质人才。从1890年到1900年，10余人获得该学院的博士学位，芮恩施就是这里面之一。在特纳的指导下，芮恩施于1898年完成博士论文《美洲殖民地早期的英国普通法》。随后，芮恩施到欧洲游学，在波恩、莱比锡、柏林、罗马和巴黎等地阅读、写作和听讲。在1898年至1899年的旅欧岁月里，芮恩施撰写了《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书的初稿。1899年，这份手稿帮助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政治学助理教授职位，由此开始了他作为国际政治学者的生涯。
芮恩施入职后，时常对伊利说起他的“远大理想”：要把威斯康星大学所在的麦迪逊，建设成像“德国的魏玛”那样受世人敬仰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中心。伊利深以为然，表示愿意共同为此努力。在和特纳、伊利、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等师长的朝夕相处中，芮恩施既吸收了边疆学说理论，又在研究中力图融合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并因其德裔美国人的跨文化身份，使得他打上了深刻的德国文化烙印。19世纪末20世纪初，芮恩施开启了他的“东方问题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作为“边疆学派”的早期传人，芮恩施沿着导师特纳指引的方向，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
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夺取菲律宾，拥有了在亚洲的“新边疆”。此后，美国开始超越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所规定的北美大陆边疆界限，打破“门罗主义”所划定的美洲区域空间，从“自给自足的西半球”进入广袤无垠的亚太地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美国真正进入“全球政治舞台”，参与海军竞争、争夺世界霸权。其实，综合国力的增强才是美国向海外扩张的基础。1895年，美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专员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在全美教育协会年会开幕式上扬言：“我们在实力、规模、数量以及创造财富的能力上都超过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我们跻身强国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一己之力，同欧洲强国角逐对亚洲、非洲和太平洋诸岛的统治，仅仅是时间问题。”
特纳的边疆学说为美国的海外扩张提供了一种历史“依据”和“信念”。1903年，特纳提出，“在我们立国的最初25年中，几乎不断地努力使我们不卷入欧洲战争。在那个冲突时期过去后，美国才面向西部，开始迁入并开发这一个国家广阔的内地……这样的一个过程已经完结，无怪美国又卷入世界政治了。4年前，美国击败了领导发现这个‘新世界’的一个古老国家，这个革命现在还很少为人所理解”。特纳把“边疆”视为“野蛮和文明的交汇处”，更把“边疆的流动”解释为“文明的扩张”。他的理论受到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亨利·洛奇（Henry C. Lodge）、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伍德罗·威尔逊等扩张主义者赞赏。进一步而言，美国的扩张更张扬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种族骄傲”。1899年2月，英国诗人吉卜林（Joseph Kipling）有感于美国占领菲律宾的“胜利”，发表诗歌《白人的责任》（White Man’s Burden），引得美国扩张主义者争相传诵。
在时代氛围和导师特纳的理论启发下，芮恩施立即着手开设一门名为“当代世界政治”的新课程。这门课被认为是“第一个可识别的国际关系学课程”。在教学中，芮恩施沿袭特纳的研讨班模式，让学生阅读原始文献，从事社会调查活动，培育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研究能力。芮恩施的当代世界政治课程备受学生欢迎，他的课堂上还有一小部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东亚留学生。芮恩施时常在课堂上评述包括美国、西欧、澳大利亚、俄国、日本、印度、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时政新闻，比如他认为“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转型将会对人类文明造成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这门课程的讲义在1900年以《世界政治》为名出版，成为芮恩施的代表作。
《世界政治》一书专门讨论19世纪末“东方问题”影响下的世界形势。所谓“东方”就是指中国。在芮恩施开设“当代世界政治”课程之际，中国正处于列强瓜分危机中。美国国务卿海约翰（Hay John）在1899年秋和1900年春一再重申“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各国均沾在华商业利益。急剧变化的东方局势引起芮恩施的强烈兴趣，促使他将列强与中国的关系视为当代世界政治的核心议题，同时也是应用“边疆理论”的新领域。《世界政治》一书由此撰写完成。芮恩施讨论世界政治，旨在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他的国际关系研究并非单纯的个人选择，而是响应19世纪末美国向海外扩张的战略诉求。早在1895年，美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官员就呼吁美国高校学者要对“其他列强的国民性、发展的新趋势和国家利益进行最精深的研究”，从而为“驻外使节提供大量深谙他国传统和习俗的随行专家”。在此背景下，芮恩施的《世界政治》可谓生逢其时。
第一，从地理空间上看，《世界政治》一书把东半球与西半球、亚太区域与欧美区域的互动纳入“世界政治”整体框架。从“全球”视角出发，芮恩施强调，远洋运输成本比铁路运输更加低廉，他坚信中国与欧洲的国际交通要依赖海洋运输，而不是即将竣工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由此，芮恩施主张世界政治的核心是国际间的“海权竞争”，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将是未来国际竞争的主战场。故而，他大力呼吁美国抓紧发展与中国的太平洋运输业，培养从事国际金融和远洋运输的贸易组织，积极地推进中美贸易，而不应仅满足于搭英国人在东方的“顺风车”。从人类文明进化角度，芮恩施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领土瓜分已经不合时宜，未来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将是无形的“商业市场”，竞争的关键在中国。因此，芮恩施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最符合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美国不应该在菲律宾群岛采取“排他性政策”，而应让菲律宾对世界开放。这是两全其美的政策——既可以赢得列强的友谊，又能加强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话语权。从更长时段看，《世界政治》中的主张随着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于“门户开放”理念的具体实施而逐步落实，20世纪初列强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1905）、《日法协定》（1907）、《日俄条约》（1907）和《罗脱—高平协定》（1908）等条约，都加入了“尊重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条款。
第二，《世界政治》认为文化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人类文明的冲突直接影响世界和平。芮恩施认为，中国局势的演变是当时世界政治的焦点，中国发展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人类命运，“无论中国是否实现自我复兴，步入工业发展的正轨；无论俄国是否在列强角逐中获胜并控制中国政府；无论欧洲列强在华能否保持实力均衡，中国的未来注定对世界文明造成深刻影响”。1899年12月，芮恩施在《菲律宾问题的国际影响》一文中警告，“要防止中国落入日本之手，否则西方世界将面临灾难性竞争和可怕政治后果”。通过“文明”视角，芮恩施注意到中国文明、国际地理政治学和全球国际关系的内在关联。他认为俄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上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理由是俄国地跨欧亚大陆，是“东西方的调和者”。面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芮恩施主张英美两国为维持世界和平，应共同捍卫“门户开放”原则，因为英美两国“同文同种”、“心心相印”。
第三，《世界政治》从历史社会学视角考察国际关系的发展规律，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互利互惠”的共同体。芮恩施是一位政治学者，同时拥有深厚的社会学素养。《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的作者、著名社会学家罗斯（Edward A.Ross）对芮恩施的社会学理论修养惊叹不已，称赞他是出色的社会学家。在这方面，芮恩施沿袭了边疆学派传统，注重各种复杂“社会力量”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特纳强调：“我们一定要考虑不断变化的社会构成、固有的信仰、人民大众一贯所持的态度，以及全国不一样的地区的心理健康状态，特别是领导的人的心理健康状态。”芮恩施批评英法德等欧洲列强的大多数殖民政策都是“失败的”，但这并不代表芮恩施“反对殖民”乃至“反对帝国主义”，他只是更加“理性”和“温和”的扩张主义者。
第四，《世界政治》鲜明反对现代马基雅维利主义，主张“道德”与国际政治生活是不可分离的，反对不择手段的“国家利益至上论”。芮恩施认为，传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黑格尔国家主义与19世纪的社会进化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马基雅维利主义”，为欧洲列强在整个世界瓜分殖民地鸣锣开道，比如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为了批驳好战的新马基雅维利主义，芮恩施从格劳修斯（Hugo Grotius）的“世界共同体”观念和康德（Immanuel Kant）的“永久和平论”那里找到思想武器。
简言之，芮恩施的《世界政治》一书从全球政治空间、东西方文明比较和历史社会学角度，深入考察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力量共同作用下的全球国际关系，建立了以“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殖民政策”为主题的研究框架。他的研究颠覆了国际关系学界长期存在的一个错误认识，即民族主义问题引起国际关系学者注意是较晚之事。实际上，在19世纪末，芮恩施早已对此做过专门研究。当代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国家间的互动”、“权力”、“战争与和平的变奏”、“势力均衡”等学术关键词，都可以在芮恩施的著作中找到。
1901年，芮恩施出任威斯康星大学新成立的政治学系主任，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对国际关系学的制度建设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值得一提的是，芮恩施领导并创建了美国政治学会，为20世纪美国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20世纪初，许多美国政治学者已经认识到，必须“成立一个政治学组织，就像历史学会和经济学会那样，可以为本学科服务”。1902年12月30日，一批政治学者在华盛顿召开会议，由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琦（Jeremiah W. Jenks）领衔，研究“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涵盖政治学领域全部问题的组织的必要性”。此筹委会由15名学者组成，芮恩施名列其中。经过一年努力，1903年12月30日，25名学者聚集在杜兰大学的提尔顿图书馆，表决成立美国政治学会。哥伦比亚大学古德诺（Frank J. Goodnow）教授当选会长；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教授当选第一副会长，但未就任，该职位实际由芮恩施担任。另外，芮恩施在美国政治学会成立之初就担任政治小组主席。
1906年，芮恩施开设一门名为“东方政治”的专业课，反映了他对中国问题和东西方文明比较的浓厚兴趣。进而，芮恩施将研究拓展到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上的作用这一领域。他认为，工业和科技力量推动的全球化趋势是任何国家都没办法阻止的，只有进行国际合作才能弘扬“国际人道主义”，而不应在军事竞赛上无端消耗资源。芮恩施还提出，各种非政府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加强国际联系上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如国际电报联盟、国际铁路运输联盟、全球邮政协会等。据芮恩施统计，当时全世界已然浮现几百个非政府跨国组织，涵盖工业、政治和科学等领域。在发表于1907年的有关国际组织的长篇论文中，芮恩施对国际组织数量的增长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国际组织的增加与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密切相关，与当代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的认识如出一辙。但是，当代学者很少注意到芮恩施在国际组织研究上的开创性工作。
芮恩施的研究对东方国家产生学术影响，始于20世纪初《世界政治》一书在日本的出版。1901年，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部长高田早苗把该书列入“早稻田丛书”编译出版，定名为《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在此版序言中，高田早苗对该书内容作了简单介绍，“全书共分五编，依次是民族帝国主义、中国的开放、中国开放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德意志帝国的政略、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并赞扬此书对当代世界政治的分析切中肯綮。序言最后，高田早苗称“芮恩施是美国新进学者，大家风范，硕学大儒，此书必将永世不朽”。同年12月此书再版时，更名为《帝国主义论》。这一版补上了目录，译者介绍一栏写为高田早苗“口译”，佐藤三郎“笔记”。此书在日本很快成为畅销书，芮恩施在日本知识界也成为尽人皆知的名字。1909年，威斯康星大学棒球队在日本访问时发现，芮恩施的《世界政治》和伊利的《经济学纲要》在当地书店随处可见。他们由衷感叹，“威斯康星大学校友在日本的影响无所不在”。
为何芮恩施的《世界政治》在美国出版短短一年之后就能在日本出版日文版？谁把芮恩施的新书介绍给高田早苗？目前，尚无资料对此作出详细说明，我们只可以做一个大胆推测：介绍芮恩施及其著作给高田早苗的，可能是日本近代史上从事“美日学术交流”的先驱者——家永丰吉。家永丰吉与芮恩施的导师特纳、美国总统威尔逊等人同为赫伯特·亚当斯的弟子，彼此私交甚笃。1890年回国后，家永丰吉在东京专门学校政治科担任讲师，与高田早苗成为同事。1895年10月，高田早苗把威尔逊的专著《国家》（The State）列入“早稻田丛书”出版，定名为《政治泛论》。高田早苗在译者序里披露，是家永丰吉向他推荐了威尔逊的《国家》：“前几年，友人家永丰吉自美国学成归来，示其所携之The State，余读之，益觉Wilson绝非寻常之学者。遂据家永之书着手翻译，历经四载星霜，终于脱稿。”这一时期的家永丰吉和芮恩施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和东亚政治有着共同兴趣。而且，家永丰吉还曾在芮恩施邀请下，到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系作关于东亚政治的学术报告。芮恩施对家永丰吉的讲座评价甚高，称“家永掌握了东亚局势的直接情报，他在亚洲的实地考察及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使得他对东方事务的见解非同寻常”。因此，家永丰吉有很大的可能性如同当年推荐威尔逊的《国家》一样，把芮恩施的《世界政治》推荐给主持译书工作的高田早苗。
芮恩施的《世界政治》日文版还直接影响了梁启超对“民族帝国主义”的认识，而“民族帝国主义”观是促使梁启超撰写《新民说》的思想动因之一。梁启超撰写《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时参考了“美人灵绶所著《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洁丁士所著《平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日本浮田和民氏所著《日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理想》等书”。“灵绶”就是芮恩施。实际上，根据日本学者小野寺史郎的考证，梁启超1901年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就有多段文字源自《帝国主义论》，也就是芮恩施《世界政治》的日文译本。梁启超只是将高田早苗的译文用中文稍作了改写。
芮恩施的《世界政治》之所以引起梁启超关注，是因为他关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启发了梁启超。芮恩施写道：“19世纪是民族主义的时代，而20世纪将是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这句话被梁启超译为：“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虽然“民族帝国主义”概念并非芮恩施首创，而是明治时期在日本社会广泛流传的概念，但是芮恩施的表述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启发了梁启超对文明竞争的思考，由此形成他的“历史观、地理决定论、帝国主义认识”，进而使其成为近代中国新史学、地理学、国际政治学的“开山鼻祖”。此时的梁启超虽然未曾与芮恩施谋面，但在阅读其著作后吸收了他的国家哲学观念。同时，梁启超和芮恩施都是德国政治学者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信徒。1901年，梁启超写道：“德国大政治学者伯伦知理所著国家学……国家者，其生命与权利受于上帝，国家之组织者，皆由天意受天命”。而芮恩施也曾写过，“‘国’这个名词……乃是从大家住在一处，接触久了生出来的；是从发展共同的风俗，语言，宗教，及成功同享，祸患同当的纪念里生出来的”。芮恩施其实也对康梁师徒十分熟悉。在撰写《世界政治》一书时，芮恩施已关注到戊戌变法，称赞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改革导师”。这一些因素促使芮恩施后来与康门弟子建立了密切联系。
除了通过著作的翻译出版在东亚地区产生学术影响外，芮恩施还在威斯康星大学培养了许多东亚留学生，并鼓励该校非中国籍优秀毕业生到中国工作。比如，“威斯康星在中国”（Wisconsin in China）就是一个和芮恩施往来密切的民间校友组织。组织成员回到自己家乡后，继续与芮恩施保持书信往来，成为芮恩施遥观东亚形势的耳目。在芮恩施众多弟子中，霍金斯（Horatio B. Hawkins）值得一提。1901年，霍金斯还是斯坦福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在听了芮恩施的学术报告后被其渊博学识吸引。1904年，大四的霍金斯转学到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系，师从芮恩施。1905年毕业后，在芮恩施的推荐下，霍金斯来到苏州东吴大学教书，1911年12月进入中国海关工作。在中国期间，霍金斯定期为芮恩施邮寄有关中国的研究材料，如报纸、杂志和个人观察报告。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的亨贝克（Stanley K. Hornbeck）也是芮恩施的心腹门生。亨贝克在1910年到杭州之江大学任教，其间跟随芮恩施攻读在职博士学位。像霍金斯一样，他也经常为芮恩施邮寄有关中国的材料。由于芮恩施是他们的共同导师，霍金斯、亨贝克等人与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张德熙等人同样保持着密切联系。比如，张德熙曾给霍金斯去信，询问他在苏州的情况。
根据现有留学生档案可知，1907年威斯康星大学招收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是来自安徽寿县的孙家鼐家族子弟孙裕方、孙季方和来自江苏的陈同寿。中国学生的到来，让芮恩施有机会研读中国儒家传统文献。此前，芮恩施主要通过在华出版的英文报刊和海关英文资料研究中国问题。1909年12月，芮恩施还代表威斯康星大学参加美国政府刚刚启动的“庚款留美计划”具体方案的制订，与加州大学傅兰雅（John Fryer）教授一起拟定了美国大学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具体意见。
截至1909年秋，威斯康星大学共有中国留学生18人，其中8人是刚入学的新生，11人的专业是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他们在学业上与芮恩施有密切关联。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周诒春和副校长赵国材都在1909年来到威斯康星大学，分别攻读教育学硕士和政治学硕士，赵国材的导师就是芮恩施。1909年10月9日，威斯康星大学中国留学生会（The Chinese Students’Club）正式成立，芮恩施指导的硕士生张德熙担任会长。在芮恩施的推荐下，张德熙在威斯康星大学就读期间加入新成立不久的美国政治学会。在1909年举办的美国政治学会第六届年会上，张德熙宣读论文《清政府与中国的公众舆论》。在文章中，张德熙利用霍金斯从中国寄给芮恩施的剪报，分析了中国公众舆论对晚清改革的认识，认为公众舆论是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之后，此文发表在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会年刊》上，引起美国学术界和新闻界关注。由于芮恩施在中国留学生中享有盛名，1909年秋带领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到美国的领队唐国安，专门提出要会见芮恩施，交流中美留学计划。
虽然芮恩施与他指导过的中国留学生群体联系非常密切，但在远东地区最早与芮恩施建立“跨国联系”的是日本学者。1900年，日本留学生就出现在芮恩施的“当代世界政治”课堂上。从那时起就与芮恩施保持联系的日本学者（包括他指导的学生），除了前文提到的家永丰吉之外，还有头本元贞、松冈正男、海老名一雄、河上清和中山五郎。松冈正男师从芮恩施的故事颇为传奇。据松冈正男本人描述，1905年秋他在美国读到芮恩施的一篇评论日俄朴茨茅斯会议的文章《不幸的和平》，为芮恩施的观点所折服，遂决定去威斯康星大学跟随芮恩施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1910年，松冈正男把芮恩施1905年出版的《殖民政策》（Colonial Administration）一书翻译成日文出版。回到日本后，松冈正男致力于研究日本在中国台湾的殖民政策，他将此归功于芮恩施在“殖民政策理论上的指导”。1905年4月19日，日本留学生中山五郎在信中称赞芮恩施“对东方事务的深刻洞察，在英美两国学术界是无与伦比的”。此外，芮恩施还指导了来自印度的留学生，如达斯（H. C. Das）和罗伊（Basanta Koomar Roy）。罗伊大约在1910年师从芮恩施，后成为颇有名气的作家和记者，出版了《泰戈尔传》和《印度的黎明》等著作，1916年还安排泰戈尔到威斯康星大学讲学。达斯返回印度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10年9月8日，他在信中称赞芮恩施是“当代富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国际法教授”“影响力没有局限在麦迪逊和美国之内，而是超越了国界”。
依靠东亚留，学生组成的跨国信息网络，芮恩施在1910年开设“东方政治和文明”研讨课。浏览这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参考书目可知，芮恩施着重从文明、宗教、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方面考察中日两国所经历的国家和社会转型。通过这门课的教学积累，芮恩施在1911年出版专著《远东的思想和政治潮流》。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书名使用“intellectual”指称“思想”或“知识精英”，反映了芮恩施在学术语言表达上的欧洲习惯。在这本书里，芮恩施从“亚洲统一”视角考察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思想和政治变迁，将“当代亚洲的政治思想潮流”放在“全球国际关系体系”中予以审视。不过，芮恩施所谓的“全球国际关系体系”仍然是以美国为中心，“亚洲”只是参照物和补充。这一点，芮恩施和他的学生恐怕是察觉不到的。
1912年4月6日，正在“海圻号”军舰上担任程璧光将军秘书的张德熙致信芮恩施：“我有幸在您的《远东的思想和政治潮流》首次上市时就得到一本。感谢您在大作序言中提到我的名字，这是我的无上光荣。”这个“跨国私人网络”提供的东亚信息情报，帮助芮恩施取得同时代其他美国学者无法企及的学术成就。亨贝克评价这本书帮助芮恩施扩展在东方的影响力：“1900年出版的《世界政治》让芮恩施成为国际一流的远东事务专家，而1911年出版的《远东的思想和政治潮流》则是锦上添花。”1911年12月18日，芮恩施的日本弟子海老名一雄在来信中写道：“我原以为，作为美国学者，您不可能写出这本大作，但我错了。我想，您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启发日本人的思想，是由于您把德美两国的学术风格融会贯通了。德国学者擅长的系统性科研分析是日本学者最欣赏的。”从《世界政治》到《远东的思想和政治潮流》，芮恩施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的治学方法和研究理念都带有深刻的“边疆学派”烙印。1911年1月3日，特纳称赞芮恩施的新书从“社会和思想角度”研究远东问题的思维逻辑，与他研究历史问题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由于担任驻华公使的经历，芮恩施得以在东亚进一步拓展影响力。1915年9月至11月，芮恩施、严鹤龄、伍朝枢筹备成立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并以他们三人为中心组建筹委会，负责起草学会的纲领文件。同时，他们还各自邀请相关人员入会。芮恩施邀请他在美国政治学会的好友如韦罗贝（William. F. Willoughby）、亨利·亚当斯（Henry C. Adams）、古德诺等人加入。韦罗贝是美国政治学会秘书，兼任《美国政治学评论》执行编辑，他建议仿造美国政治学会的会员制度，将中国社会政治学会的会员分成三类，即赞助会员（endowment members）、终身会员（life members）和普通会员（ordinary members）。这一建议被筹委会采纳，并获得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大会通过。1915年12月5日，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在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的官邸举行第一次会议，有65名会员参加。外交总长陆征祥被推选为中国社会政治学会会长，驻华公使芮恩施为第一副会长。
芮恩施认为，从世界历史看，欧美科学事业的进步都得益于“有组织的学术活动”，如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历史学会、美国经济学会和美国政治学会等，它们在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上发挥了非消极作用。他希望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借鉴美国政治学会经验，壮大学会规模，尤其应加强对国际法、公共政策和立法、经济学、社会学、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史等问题的研究。1919年5月，在即将卸任驻华公使之际，芮恩施还与美国埃文斯图书公司讨论“西方学术经典在中国”的推广计划，计划将西方书籍引入中国。
1919年9月15日，卸任驻华公使的芮恩施踏上了返回美国的旅程。回到美国后，芮恩施在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期间修改完成《平民政治的基础原理》（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一书。蒋梦麟在序言中称芮恩施“不但为欧美的政治学者，对于中国政治亦素有研究。所以他这本书不是悬空谈政治原理，实对于我国现行政治有切要的和建设的批评，把欧美的政治和中国的需要，明明白白的讲出来”。这虽然只是一本介绍欧美民主制度的通识读物，却是芮恩施对《世界政治》《远东的思想和政治潮流》《公共国际联盟》等著作的提炼，浓缩了其一直以来关于国际关系的思考。
或许是为吸引中国读者，芮恩施在《平民政治的基础原理》中引用不少儒家学说的内容。他在该书第一章结尾，特意谈到孔子对国家和政府的崇高理想。芮恩施写道，这位大哲人把政治分为三个时期：一个是“拨乱时代的政治”，为半开化的民族而设；一个是“小康时代的政治”，为已开化的民族而设；一个是“大同时代的政治”，为大开化的民族而设。芮恩施的这段论述可以视为他吸纳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证据，但更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他如此解说的目的，在于用中国人熟悉的概念为“种族主义”观念辩护，意在使中国人认同和接受区分不同民族“文明开化程度”的理论。
对芮恩施的评判，只有放在特定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才能显现意义。通观芮恩施的著作及言论，他的“言”与“行”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是冲突的。比如，芮恩施在1906—1910年代表美国政府接连参加美洲国家组织的相关会议，在公开场合高唱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友谊”与“合作”，但对美国政府在拉美地区推行的扩张政策三缄其口、避而不谈。私下里，芮恩施还悄悄支持塔夫脱政府在中美洲的扩张政策。芮恩施在其作品中时常表露出国际主义追求，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芮恩施本质上还是一个“美国文化优越论”的信奉者，认为美国文明理所当然地具有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1914年2月19日，美国公使馆秘书马慕瑞（John V. A. MacMurray）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描述他的上司芮恩施：“他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方便而通俗的分类法，即把世界划分为掠夺者、非掠夺者和利他主义者三个类别，后者自然也就是我们美国人。”某一些程度上说，“用美国文明改造中国文明”始终是芮恩施思想的内核。1922年1月，芮恩施在《中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的手稿中写道：“中国将很快被称作亚洲的美国。她拥有同样的大陆地貌。她的文明虽然老旧，却地大物博；她的社会制度虽然成熟，但政治上是新生的；她与我们殊途同归。”作为“边疆理论”的忠实信徒，芮恩施沉湎于美国文明的自恋状态中。究其根本，他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服务的。他批评威尔逊总统重视欧洲而轻视亚洲，也是来自他对“边疆理论”的过度推崇。因为，“边疆理论”鼓吹“美国例外论”，否定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制度与文化联系”，把美利坚文明视为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文明”。在“边疆理论”信奉者看来，美国文明的活力源于大陆扩张和“西进运动”，而太平洋和中国正是在美国“西进运动”的“延长线”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芮恩施提出了他的口号：把中国变成“亚洲的美国”。
正如国际关系学对自身的反思那样：“种族主义和‘文明标准’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或被抑止了，但它们是国际关系学的基础，其影响至今犹在。”芮恩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进行的早期国际关系研究，就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
（作者马建标，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徐高，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