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官网入口 发布时间：2025-08-11 07:52:47
在海味走私案件中，货物自境外采购，会经历购买、运输、串货、通关、收货、二次销售等多个不同的环节，其中部分均有对应的角色及具体操作人员，因此此类型案件往往存在涉案人员众多、链条关系较为复杂的特性。笔者近年处理的案例中，不乏为境外采购、通关、销售人员等辩护的实例，发现在具体个案中认定责任主要需参考两个维度、四个不同的责任层面。
具体而言，高维度的分析应以走私链条的概括为视觉，考虑有关人员在走私行为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而低维度的则是切入到所有的环节做多元化的分析，考虑工作责任分配以及对结果的影响。在责任层面方面，组织、策划、事中加入以及事后才知情等，亦会影响单位、个人的最终定性。现笔者已经办的某起案件为例，以货物流转环节为基础，对走私链条中不一样的角色人员的责任问题做多元化的分析，并介绍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应如何争取从犯等从宽的认定。
货物的采购为往往被视为走私犯罪的起点，但实际上应先分析采购行为是否与走私存在关联，随后再考虑行为人的责任大小。
以市场上常见的海味产品为例，现阶段货物来源主要在东南亚及中东地区，除较为特殊的几个国家外，大部分海味产品实际上处于可以正常申报进口的情况，且进一步分析，实践中香港作为货物的中转站，存在大量在港进行交易的情况，因此采购行为并不当然与走私存在关联，而应结合货物性质以及后续的入境渠道进行分析。
对于已经与走私犯罪相关联的境外采购人员，应着重考虑其所承担的工作范围。笔者曾办理的案件中，采购人员构成犯罪往往由于其与后续通关工作相关，部分是存在为客户制作虚假产地或合同的情况，部分则是直接向客户介绍灰色通关渠道。故划分责任的重点是对工作范围的厘清，结合真实的情况，提出并不参与走私通关核心行为的意见。
海味产品的通关类型较为复杂，对于一般贸易报关的海味走私案件而言，所涉及的主要是报关公司以及委托报关过程中的中介、炒家等，一般贸易下的模式包括低报及伪报，低报则是将货物价格报低以此来降低税款，伪报往往是伪报原产地，以此来降低应缴纳的关税或是直接将不能进口的货物报关入境。对于一般贸易报关外的行为，主要有水路、陆路以及边贸互市等，水路包括常见的大飞或是海上母船走私，陆路则主要为水客带货，边贸互市较为复杂但依然离不开不报关不缴纳税款的特性。
由此可见，渠道繁杂意味着参与的人员众多，在做多元化的分析时笔者一般都会采用共性到个性的思路做处理。共性方面，需考虑报关渠道本质上是否属于绝对禁止的情况，如一般贸易报关，报关公司往往同时存在合法与非法的业务，此时因部分低报涉案，但可基于单位性质及职务行为的情况，争取从犯；但对于水客而言，若是水客团队的组织、策划人，大多数都会认定为主犯，从犯大概率仅能适用于团伙内受指示从事相关工作的普通打工者。
值得一提的是中介、炒家的角色，此类人员一般是在接受货主委托后再转委托具体的通关人员，从中挣取差价。实践中对中介认定并无绝对主从的划分，而是要根据行为的提起、差价的大小、渠道的性质做多元化的分析。对于积极招揽业务、差价较高的中介会存在认定为主犯的风险，相反若是仅挣取每公斤一两元差价的中介，一般则会认为属从犯。
在货物入境后会进行调货，将海味运输到各个货主手中。实践中不乏因运输走私货物而涉案的人员，具体可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是境内内海等水域的船东，主要承担母船到沿岸的运输工作；第二类是境内货车司机，从事境内点对点的货物运输；第三类是快递人员。
上述三类型人员实际上反映了不同主观方面的认定，在考虑责任大小时亦是应先分析其是否构成犯罪。如对于水上运输的船东而言，由于船只的航行线路往往不包括接驳母船的情况，故前往接驳的行为一般伴随关闭定位信息的情形，因此会被认为具有走私的主观故意，从而构罪；但对于境内的货车司机，有关规定法律并未明确要求其对货物性质知悉，且运输工作都发生在境内，故即便被追究责任，亦有较大可能不构成犯罪；对于快递而言，则需要结合其是否与货主或境外销售方共谋，才能得出其罪与非罪的结论。
走私案件中的境内货主认定较为复杂，对于海味产品这类型存在大量串货、交易手数的货物，更需要基于有关规定法律规定进行地位、责任的确认。
货主责任的确认应先就交易手数做多元化的分析，对于直接与境外人员共谋购买并运输入境的货主，则是刑法153条规定的走私人，此时构成走私犯罪无疑；对于并未参与到走私行为，但向上游走私人收购货物的人员，则是刑法155条的购私人，亦构成走私犯罪，此时应注意该情况下是否划分主从犯，以免错过从轻机会；而对于上游人员身份不明，涉案海味产品可能经过多次交易的，则应结合主观故意及客观行为，考虑是不是应构成较走私犯罪更轻的罪名，或直接不构成犯罪。
对于已经确定构罪的货主而言，可结合走私行为的提起、组织、策划等方面因素，考虑自身是不是参与到核心部分，提出从宽的理由。实践中由于大部分海味走私案都持续多年，涉案数额累积到少数，故认定从犯能够减轻处罚，从而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降低因高税额所带来的坏因。
